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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纪事] 不敢回宁都的陈丹青:其实画家是一个看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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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2017-10-8 08:26 | 显示全部楼层 | 阅读模式
陈丹青:其实画家是一个看见的人2015-01-23 理想国imag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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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em]编者按
陈丹青老师的文章及相关报道,其实足够多。他的系列作品在理想国出,不少文章可以发,但我们一直慎重发布,也是想尽量避开那热闹。有时不错的东西,又想还是别藏着,和大家分享吧,比如今天的微信。这是上周五下午,陈老师在今日美术馆艺术书店关于新画作《静物:陈丹青画册写生1998-2014》的对话。在对话中,陈老师一直在回避“寓意”、“绘画本体”、“艺术家的坚持”、“社会影响”这些词。他说木心的语言“模棱两可”是让读者疑惑而后重新思考,那他自己呢?

陈丹青
其实画家是一个看见的人


看见,画下,类似小偷的上瘾

我看过一个电影,有个小偷到70多岁放出来,判了三十多年,一出门就重新开始偷东西,偷火车。画画对我也是这个样子,你给我机会我就要画画。

主持人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艺术汇,我们特地邀请了大家喜爱的陈丹青老师来做嘉宾,陈老师您要不要提前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大家热情都很高。

陈丹青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

主持人 :陈老师,我们知道您最近出了一本画册,《静物:陈丹青画册写生1998-2014》,您能先跟我们聊聊您的这本画册吗?

陈丹青 :因为我去年在苏州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全是我画的书,有个展览就得有个画册,但是我到苏州去做太麻烦了。今日美术馆这边的都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国内很少很少出册子,为数不多的几本全是在今日美术馆做的。读者们可能有些已经有,这是第四本,都是在这里做的。就是这个赵研做的,还有他们的头,他们都是资深的做画册的人。大家知道我的出版社是广西师大理想国,那儿都是文字的,很少出画册。所以只要牵扯到做画的事情,或者电脑排版都是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下室度过了四段很快乐的时光,跟赵研,还有赵小平一起。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今日美术馆底下还有一个像魔窟一样的地方。很多艺术家的画册都在那儿出的。

主持人 :我记得您在画册里面说,这里没有一副我的作品,但是画布上都签着我的名字,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聊一聊,签名画和画名作的感觉,会不会让您上瘾呢?

陈丹青 :是啊,我说的是实话,你们打开看,没有一件我的作品,我这个人很不要脸的,我画的都是别人的画,我把它照着画下来的,算是我的。也不能说是上瘾,就是我有一段整时间我就会去画画,那是老本行,很高兴,过瘾。我看过一个电影,有个小偷到70多岁放出来,判了三十多年,一出门就重新开始偷东西,偷火车。画画对我也是这个样子,你给我机会我就要画画。

主持人 :记得您在画册里面画了一幅沈周的画,上面说您画松树叶的时候,您当时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也是特别的辛苦。

陈丹青 :我经常眼珠子快要掉下来了。

主持人 :可见这种签名画上瘾的感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陈丹青 :不是这样,你可能没有画过画,画画其实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解释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你就已经在干了。它是一个习惯,是长久形成的习惯,来的哥们有几个是画画的,应该有很多美院的学生吧。

主持人 :我们看到有一些作品是将当代图象与古代经典图象并置,并将东西方绘画图象并置,您的这种并置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陈丹青 :没有什么寓意,因为咱们家都是这样的,咱们每个人家里总有点画册,你们这些美院的学生现在都有点小钱可以买画册了,我想你的画册除非是很严格的人归类——中国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通常不归类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堆到一块,我就把他拿下来,有一些放在那儿挺好看,放下来以后,大家如果问“你为什么要把这张画跟那张画放在一起”,你要说理由是有理由,但是我整个的理由就是我看这个画册,因为大家暂时没想到要去画画册,但是我去画,画了以后我就发现可以放在一起。就是这样的,因为对我来说,画画既不是观察,更不是创造,而是看见,你看见什么,然后就画了,这么多脸,有一两张脸你会看见,然后你想画他,就是这样的。画风景也是这样,你跑到外面去,到处都是风景,你为什么就画这个角落,其实你很难解释。那个角落可能在等着你。在你没看见它以前,它什么都不是,然后我们把它叫做风景。其实画家是一个看见的人,一个有意思的画家他一定看见了什么别人没有看见的。

主持人 :您希望别人来怎么理解您的这种并置的关系呢?

陈丹青 :我可不知道,因为我这些画刚刚拿回来的时候,九十年代在南京就讲过,然后2000年我回国的时候也在清华美院讲过,我伤了很多人的心,尤其是我的老粉丝。我出国前就喜欢我的画的,看了气死了,你是个傻逼,你画这个干什么,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发现原来一幅画的解读会非常不一样,但我很快接受了这件事情。如果大家一看就说有意思,你这个画得好,我会很失落的。我跟三十年前不一样了,看问题不太一样了。

主持人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解读。

陈丹青 :对,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解读,你觉得怎么样,你也许不好意思告诉我,现在大家不太会对我说真话了。这个人成名人了,肯定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没有人跟我讲真话,顶多是背后讲。所以我有时候很感谢批评我的人,他们会写成文章,我都会接受。因为我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呆过,那里谁都可以说他想说的话。

主持人 :像您刚才问我的,现在是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像行为装置,您一直倾注于绘画,很多人认为绘画已经走向了死亡,但是我从您的敬慕里面看出来,您一直关注绘画原始本体的东西。

陈丹青 :什么是绘画的本体?绘画是死掉了,真的死掉了,已经死掉很久了,我这些画1998年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展出过,香港一位观念艺术家叫荣念曾,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些画感兴趣。他说你在画权力,这个我也觉得很好玩。收下墙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小姑娘,因为她天天得看这个场子,很无聊。我说你觉得这些画怎么样,她说死气沉沉的。我觉得她概括得非常对,画册就是死气沉沉的东西,我也有点死气沉沉的。

主持人 :您不觉得有种矛盾在里面吗,您觉得绘画已经死了,但是您又同时一直在坚持绘画。

陈丹青 :没有坚持,一点也没有坚持,我只是喜欢它。不要说一个人坚持在做什么,作为艺术家无所谓坚持不坚持,没有人拿枪顶着你,说你一定要画,或者你不需要。画画都是你自己的事,没有人要你来画,是你自己要画的。咱们很幸运活在一个不用挨饿也不是战争的年代,所以大家都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养一条鱼啊,或者像你们喜欢拍照啊,这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天天在做。不要给艺术赋予太多解释,太多的意义。我们坐这儿有什么本体?

主持人 :我们做一个设想,假如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您的这些作品也被一位艺术家画入他的画布上面,您做何感想,您有什么对他说的吗?

陈丹青 :我经常逛旧货店,在纽约或者是欧洲——中国不太有这样的旧货店——有时候是古董店,有时候是旧货店,里头放满了东西,会放一些画。这些画你说它不好也蛮好的,你说它好吧,它不会出现在古董店,它会出现在美术馆或者有钱人的家里面,但是它出现在旧货店,就说明是不太好的画,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作者是谁,通常都是无名的画。所以你非要说50年,100年以后,我希望我的画不要出现在古董店,喜欢我的画买了,他不会送到古董店去,但是他送去我也没办法。500年之后,那个年代的90后看见了,说“这个人是谁啊,画的东西也不好也不坏”,这个是500年之后的事情,500年之后人类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500年后也许365天都是雾霾,也许天天晴天,我们不知道。

主持人 :您在画这些历史名作包括西方名作的时候,您会想象原画的作者看到您今天画他的画,他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感想,您会联想到这些吗?

陈丹青 :没有,你现在告诉我我在干什么,沈周、董其昌他们要是活着看到有人这样画他们的画,他们很惊讶的,他们会问你用的是什么颜料,因为他们画的是国画。你说梵高、卡拉瓦乔看到我在画,他们也蛮惊讶的,因为他们连画册都没有看到过。梵高可能看到过,在梵高的时代已经有画册了,就是比较早期的画册。卡拉瓦乔你要把他的画册给他看的话,他不会想到他的画会变成这个样子,会很有意思的,我倒会经常想到他们,不会想到他们想到我。我画这个画的时候我会想到他们真的是画得很专心,现代人再也不专心了。他们也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晚上没有电灯、电视、电脑,醒过来就到教堂去画画。

主持人 :我们能够这样理解吗,您画的这些古代经典的这些作品带到您的画布上以后,您试图把中国气节带到您的画布上,我们能这样理解吗?

陈丹青 :随便你怎么理解,因为这个画到你手里,我拿你没办法。什么中国精神,什么中国这个,中国那个。随便你怎么理解,或者你怎么理会。我要让你看看,我看见无非画出来想让你看,你看着有意思就看一会儿,没意思你就看别的。现在最有意思的是手机,刚刚弄了一个,人家送我一个iphone6,很滑,拿到手里老要掉下去的样子,用了两天我没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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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声名

我莫名其妙太早被卷入一个小小的所谓文艺圈、美术圈,有幸被谈论,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 :这可能是您最近的这本画册,我们回到你的西藏组画,西藏组画当中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

陈丹青 :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时候是1980年,我画出来了,画出来以后到1981年我记得第一期的美术杂志就登了,可是你要记得当时全中国只有这一本杂志,还有一本中央美院的美术研究,此外江苏、上海、广东有那么几本,全部加起来全中国不到10本画册,所以那时候有名很容易的,你只要进了这本画册大家就看到你的画册,就会讨论。但是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传说,当时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大家也还是会知道。我就很惊讶,怎么你也知道这事,仅此而已。

主持人 :还是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

陈丹青 :你别说社会,社会多大啊,没有。后来我很幸运,杜尚说过一句话,“所谓名作是被人经常谈论的那件事情”,但是你并不是总有机会做出一件事让人老是谈论。比如说《蒙娜丽莎》,《蒙娜丽莎》那么有名,可是我不觉得《蒙娜丽莎》是全世界地位那么高的一幅画,达芬奇自己比《蒙娜丽莎》好的画有好几幅。他画一个女孩子抱着一个老鼠还是个黄鼠狼,还有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眼睛很大,我觉得要比《蒙娜丽莎》画的好,可是他所有的画里面被议论最多的,不断被人提起的就是《蒙娜丽莎》。它被神化了,所以一幅画上面即使全是口水,说它的人太多了,这幅画就变得非常有名,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人类永远喜欢谈八卦,八卦有高级的八卦低级的八卦,现在我们谈的八卦,高级的八卦就是某一幅画或者某一篇小说。所以你可能是被幸运挑中的,或者误打误撞。有句话老被人说,我碰到一个人说,你的西藏组画怎么怎么样,我非常奇怪,他怎么还记得这件事情。后来我承认我很幸运,但我相信还有别的好画。

主持人 :包括您刚刚说,之后都一直有人在谈论,这个对您个人的绘画和您的艺术生涯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吗?

陈丹青 :有,好处就是浪得虚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批判一个女作家叫丁玲,大家可能听说过,批判她的罪名之一就是她的所谓“一本书”概念,她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本书,原话我忘记了。批判她,就说成名成家的思想,个人奋斗的思想。但是她没有完全说错,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被人记住有时候真的因为一本书,或者一首歌,或者一幅画。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莫名其妙地就凭这么几张小东西就比这个桌子大不了多少,忽然到现在还被人记得,这是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好象我再没有干过其他事情。一见我,陈老师我见过你的西藏组画,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我非常沮丧,此后我还做了很多事情。好像我真是一个标签。人有了标签很悲哀的。我现在还有很多别的标签,愤青啦什么的。所以木心先生很聪明,他不介入,可是他也没了。我莫名其妙太早被卷入一个小小的所谓文艺圈、美术圈,有幸被谈论,就是这样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是这样的,我没有画得这么好,此后我又画了很多别的画,但是我也并不急于被人知道,急于被人看见,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出画册很少的原因,我到现在没有一个全集,可是我的学生都好几本大全集出过了。我不着急让你们知道,但是也不是说风凉话,我没有特别地追求过这件事情,或者送钱啊,或者找谁帮一下怎么样,怎么样,我还真没有,我也不会。所以很谢谢大家误会到现在。

主持人 :接着您刚刚说的,作为没有官方官职,却也能成为最有影响力,最有名的艺术家。

陈丹青 :你怎么知道最有影响力。

主持人 :现场的观众都可以证明吧。您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陈丹青 :没有,除了这些书。如果你的表象问题都问完了,我们就跟大家聊聊。

主持人 :谢谢陈老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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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提问 :我想说四点,首先我要表达一下我的激动之情,从今天早上我就很激动了。第二点你不是说没有人批评你吗,我刚才就想说,您裤腿有点灰。第三点是说画画,其实我不是美院的,我觉得对于一个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会用拍照的方式,用手机的方式拍出来。

陈丹青 :照片早已夺走了绘画的地位。

提问 :我觉得这种方式最好了,又省时间,又能及时的拍到我们想要拍的东西,我想请您批评一下。第四点说什么呢,虽然是以绘画的名义过来,但是我其实钟爱的是您的书,我觉得您老说实话,所以比较喜欢你。

陈丹青 :谢谢。

提问 :你好陈老师,感谢主办方主办这样的活动。

陈丹青 :其实我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今日美术馆做了很多事情,我是受益者。

提问 :陈老师好,您的作品、文学还有画我都读得挺多的,但是我想问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去年乌镇戏剧节也看到过报道,是您跟一些朋友促成的。

陈丹青 :没有,我只是被嘉宾请去看戏,我没有促成戏剧节。

提问 :我就是想问,您对于一个人,我们生活的环境,一个小城市,它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子的。您坐下来有时候说今天天晴了,这种感受不光是一个自然的感受,像乌镇那样的一个地方,它的历史沿革,出了很多让我们心生向往的那样的人,我们想成为那样的。这样的城市环境,人的生存环境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丹青 :你是从小镇上出来的吗?

提问 :我是北戴河来的。它属于秦皇岛市的一个区,我是这样想的,我回到北戴河又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来到这儿我可以见到您,但是乌镇又是另外一个样本。

陈丹青 :你去过是吗?

提问 :去过也很喜欢,但是戏剧节这一两年还没有看过。

陈丹青 :我非常希望你去看,我今年看了一场印度的莎士比亚,英国的莎士比亚,但是我最感动的是看了一个韩国的老太太,67岁,非常美丽的一个老太太,独角戏,从头到尾就她一个人,她演35个角色。我和乌镇的总裁我们看了就不断地哭,他说他是一个胖脸,就不断的揪自己的脸、擦眼泪,演得好极了。你在那可以看到,你用不着去欧洲,就能看到欧洲和美国非常好的戏。它会办得越来越有意思,以后每年你们网上知道这个消息可以订票,顺便去玩几天。

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镇和小城市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这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你要是50后你就会见到六七十年代的小城市,第一它非常破败、陈旧,也很无聊。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会怀念那个时候的城市,因为你们看不见了,几乎全拆光了,生活形态完全变了。很宁静,天气很好,食品绝对是安全的,然后街上也有人吵架,但是邻里关系大致维持过去的形态。就拿乌镇做例子,乌镇原来镇上有24户大户人家,你今天去看他很多大宅门还是那些人家留下来的,但是这24户大户人家全部被消灭了,基本上全部逃到国外去了。等我1995年去的时候,乌镇已经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非常破败,像烟灰缸一样,河水都是灰的,没有人知道还有一个乌镇。中国所有的小镇都是一样的,镇上的精英都被消灭了或者逃走了,开始变成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一个坏处就是大家不会爱惜这个地方,因为那不是我的,那是公家的。所以所有小镇、小城,包括大城其实都败落了。因为前三十年中国不发展经济,很穷,所以城市建设是停顿的。这三十年以中国人的能量、活力,大城市、小城市全部是新面貌,我不能说这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好事,这是几亿人生活的地方,所以它必须改变,进入一个现代化设施、道路、交通、住宅、居住品质,应该说比我小时候看到的城市好多了。但是你问的是理想,理想是哪里呢,就是在日本、欧洲,因为他们也是古国,他们兼容了这两种,就是一个旧的生活方式,旧的精英集团,旧的伦理道德,旧的市民生活价值,同时完整进入现代化,现代生活、现代法律、现代产权。我想这个是最理想的。没有办法,中国现在只能在硬件上改变大中小城市的结构形态,你去问所有大中小城市的人,生活是比我们那个时候绝对改善了,但是他们高兴不高兴,他们爱不爱自己住的地方,这是另一个问题。你还年轻,有机会去欧洲看一看,你就不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了。
可是我知道欧洲小镇面临一个可怕的结局,所有年轻人想逃走,只剩老年人在那里。

提问 :陈老师您好,您以前说您喜欢的是鲁迅,木心,胡兰成。您说一个作者喜欢另一个作者,或者是读者喜欢另一个作者,可能最终是发现自己深爱的是一个书背后的那个作者。鲁迅当然可以探讨很多,还有《木心:来自地下的笔记》,现在还没有出版,大家还看不到。还有胡兰成先生,一个是您的推介,另一个是自己看书。所以希望您能聊一聊,您和这三位作者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性格的巧合。

陈丹青 :谢谢你,鲁迅太有名了,胡兰成是一个汉奸,而且是一个政治上的全然的失败者,木心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他完全是一个失败者,从世俗生活这个层面,无论是官位、财,这些方面都是失败者。但是我喜欢木心和胡兰成是他们让我很惊讶,就是在鲁迅之后,还有人用这样的语言来写作,我想这是我喜欢他们最直接的原因。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暗合,这几个人都是浙江人,我母亲也是浙江人,我从小是听着杭州话和宁波话长大的,和一部分上海话,都属于江南系统,所以我读他们书的时候,包括鲁迅,我迷恋可能跟大家的原因不太一样,这里面有一种浙江性,到了江苏就没有了,到了安徽更没有,过了长江北方那是另外一种语言。北方你可以说老舍是一个典范,老北京话。还有一些红色作家我也很喜欢。柳青还有赵树理,写土改,写当时的革命,写北方的农民,写得非常好。木心很佩服赵树理,那是另一种。语言其实是塑造我们的,我们不太知道,你小时候说什么话,你的大人说什么话,周围邻居,你吵架,你恋爱,你所有让你兴奋的事情,你是用什么语言和听到什么语言这对你影响非常大,今天青年的网络语言,手机上微信种种这些,它会塑造你的,所以语言也是一代隔一代的事,在一个语言有传承的国度这种情况相对好一点,在一个语言不断被切断的国度,我们就会对上一代或者更上一代的作者在语言上感到困难。我相信这也是木心到今天仍然很难被主流话语权接受的原因,因为他的语言在这个话语权之外。而年轻人很有意思,据我了解的80后,他们不那么对上一代的语言感兴趣,他们喜欢读民国的东西,很自然的接受了木心,我指的是一小部分,我不敢说是大家。所以语言它自己会有一种魅力,或者说没有魅力,会让你走开或者走近。语言可能是我喜欢这几个作家最核心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你喜欢这三个人吗?

提问 :喜欢,我再补一个问题。大家也注意到了,木心还提到了宗教信仰的问题,木心先生说他有时候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还有您自己信仰的问题。

陈丹青 :这就是木心的语言,大家真的会绕进去,说这是一个宗教问题,到底对宗教怎么看,其实这是一个修辞的问题和对修辞的态度。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中,一切都是明确的,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这是时代的还是反时代的,我们永远得到的是一个一清二楚,不容让人怀疑的话语系统,今天还是这样,大家在这样的考试当中长大,修辞告诉你,每一个问题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比如说宗教,当你说你信佛教,那你一定牵扯到你对伊斯兰教、天主教怎么看,或者是基督教,光是基督教就分好几派。无神论也是一个道理,马克思说的无神论是一种,此外还有其他无神论。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政权,是一个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遇到话语,我们要么遇到虔诚绝对的信徒,要么就遇到无视一切信仰的话语,坚定认为这是错的,没有上帝,没有这种事情。我们遇到的都是这两者,但是之间没有。所谓修辞,就是木心辛辛苦苦想要建立的话语系统,不要把话说死,不要把某一件事物说成无可怀疑,无可改变。所以一会儿是有神论,一会儿是无神论。他到底在说什么呢,不要想这件事情,你想想你自己,你对每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了解了,真的相信了,当然相信了解以后,你对更多的事物怎么看,这是修辞。你注意你在表达的时候,不要把一件事情说死,或者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木心的语言里面找不到任何确定的回答,但是他会让你质疑你过去曾经有过的观念,善恶、是非、美丑等等这些,你会被他打乱掉,发现他怎么说这件事情,怎么这样想这件事情,都是语言的力量。可是很少有人具有这样的语言的力量,语言的技巧,语言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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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我在浙江湖州生活过将近10年,原来也去过没有改造之前的乌镇。就是想问问您觉得像乌镇这种模式,迁出一部分原住民,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创意场所保留下来,这种和北京有时候把胡同里的原住民迁走了,大家觉得这个地方不再像北京或者不再像上海了,您觉得这种模式您如何评价呢?

陈丹青 :我刚刚接受《人物》杂志采访,不是《南周人物周刊》,是一份新的。他要做一个专题,这十多年来怎么弄出这个乌镇改造,然后他们就希望我也接受采访,我是亲眼看到乌镇从1995年到今天这个全过程,我就接受了他的采访。大概原文有7000字左右。结果没有被用到他的文章里面。他说他会全文放到网上,如果你有兴趣查一查,等到人物杂志的网络版出现以后,你看一下我那篇访谈,你就可以知道我对乌镇改造的意见。简单说,很多人尤其是文化人在批评乌镇这样做是不对的,也不能变成一个模式,我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本人在上一个十年疯狂批评各地的城市建设,跟这些批评乌镇的人几乎一样的立场上,可是乌镇这个个案让我看到另一种可能。这个可能背后有很多代价,伤害了许多人。但是我试图说出来,为什么我认同乌镇的模式。在这里长话不能短说,你回去注意一下这个方面。

提问 :陈老师你好,你的著作我一直很崇拜的,你本人我也很崇拜。

陈丹青 :不要崇拜任何人。

提问 :这个崇拜是带引号的,就是尊敬,因为你在书画界很有名气,另外是作家,还是文艺评论家,经常发表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我今天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像你这样无论是绘画还是文章都是非常好的,目前您认为在绘画和写作这个方面,哪一个方面您觉得社会作用更大一些,更觉得满意,一般处理这个问题,你觉得你哪个更强一些。

陈丹青 :我先说了,我不相信我的书有任何社会影响,不能随便说社会这个词,这也是语言的问题,社会太大了,几亿人构成的社会,我那几本书怎么会有影响,我根本不相信这件事情。

提问 :我不太同意你这个意见,如果没有影响你出著作干什么。

陈丹青 :可能对你有影响,但是对社会……

提问 :我也是社会的一员,我不是代表整个社会,是社会一个大细胞当中的一个小细胞。第二个问题您刚才讲到,你说鲁迅语言的风格和语言所表达的一些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您觉得您是不是在这方面非常有效的吸取了写作技巧方面有益的东西。

陈丹青 :这是一个我不敢去想的问题。因为鲁迅不光是学问好,文采好,而且他是那一代那么多文学天才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写作可以跟他去碰一碰,从来没有想过,我是很业余的一个写手,碰到这个时代有那么多媒体老来找我,所以弄出很多文字来,

主持人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再问陈老师最后两个问题。

提问 :前一段时间大概十一月底左右,我正好去苏州玩,我看到你这次的画展,你刚才也说,你觉得绘画已经死亡了,可是你一直在画,我觉得在当下感觉好像一种正在失传的老手艺匠一样,就是自己在那儿自娱自乐,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艺术家刘晓东,他的画面那么地直接,那么地有生命力,我觉得你说它死亡了,但还有这样的人存在,是不是因为这样只是一个个案。

陈丹青 :在世界范围内,至少在西方是差不多死亡了,但是在中国还活着,好好活着。这样你满意了吧。

提问 :陈老师您好,我是江西赣州人。我还是宁都人。

陈丹青 :宁都是我插队落户的地方。

提问 :我刚来北京没两天,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见到您。

陈丹青 :我见到宁都人了,我到现在不敢回去,已经45年了。

提问 :您以后会有想回到那边看一看吗。

陈丹青 :我不敢去,我想到我到了那个地方看到远处那个山,我肯定会哭得一塌糊涂,我不敢去。

提问 :哭什么呢?

陈丹青 :您非要到我这个年纪才会明白。这是一个你流放过的地方,但是青春就在那里。没错。很多知青会回去,我到现在没有回去过,我不加入这个回乡大军。

提问 :如果哪一天想通了或者说想回去了我陪您回去。

陈丹青 :你倒是讲得蛮像那一代人的。那是蒋经国的地方,所有赣州人都怀念蒋经国,把我吓坏了。

提问 :这种类似的话我倒比较少的听到过。

陈丹青 :你小了,就是你的爷爷辈,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小伙子就会告诉我们这些话。

提问 :今天我想跟您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感受,就是关于语言类的,我记得我原来看您的一篇文章,您之前在纽约跟你的朋友一起买东西,讲了一篇关于讲脏话的问题,我当时看了那篇文章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很少讲脏话或是骂人,讲粗话比较少。那天我就做了一个尝试,我就试着通过嘴巴念出来那篇文章,就相当于我自己在重复您说的那些有意思的脏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之后在学校里面或者说社会上看到很多的人,他们有开心或者不开心,爆粗口讲脏话,我觉得我越长大,我越能够体会到其实这就像您之前说过的一句话一样,其实爆粗口是所有内心一本正经的一剂良药,是摆脱本身的束缚。因为我原来的性格是稍微乖巧的那种女性,但是我觉得我越长大,反而越能够体会到另类语言带来的快感,能够给你的一种发泄。包括现在形成新的一代网络语言文化,今天它是躲在互联网背后的,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内敛的语言方式,比如说卖萌,或者一种网络语言暴力,就是现代人一种发泄的方式。

陈丹青 :不是现代人,人类一直这个样子,不过你好多了,生在一个相对文明的阶段。

提问 :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特别感动,我想用绘画的语言讲这个故事,我就想请问您,怎么才能用绘画的手法把一个故事讲好。

陈丹青 :你不是中央美院的吗,你想画一个很想画的画千万不要问别人,别人七嘴八舌你就完蛋了,赶紧去画。我画西藏组画跟谁都不说,说了以后他就提意见,我最烦意见——我正在玩这个事,你说什么说,弄完了你随便怎么提,你就把它画出来。我老说你们是考试考傻的一代孩子,永远在问别人我该怎么办,你是艺术家啊,你问我干什么啊。

提问 :我今年9月份要去法国学习美术,我就想问一些学习的事情。

陈丹青 :是你去,不是我去,你去我只是能够给你一个建议,女孩子出去多谈恋爱。见到帅哥就上去勾搭,其他没有任何建议,你们正在青春年代,不要老问别人。你们活得一点不像年轻人。

主持人 :活动时间有限,不好意思,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请陈丹青老师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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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8 08:26 | 显示全部楼层
提问 :陈老师您好,我是江西赣州人。我还是宁都人。

陈丹青 :宁都是我插队落户的地方。

提问 :我刚来北京没两天,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见到您。

陈丹青 :我见到宁都人了,我到现在不敢回去,已经45年了。

提问 :您以后会有想回到那边看一看吗。

陈丹青 :我不敢去,我想到我到了那个地方看到远处那个山,我肯定会哭得一塌糊涂,我不敢去。

提问 :哭什么呢?

陈丹青 :您非要到我这个年纪才会明白。这是一个你流放过的地方,但是青春就在那里。没错。很多知青会回去,我到现在没有回去过,我不加入这个回乡大军。

提问 :如果哪一天想通了或者说想回去了我陪您回去。

陈丹青 :你倒是讲得蛮像那一代人的。那是蒋经国的地方,所有赣州人都怀念蒋经国,把我吓坏了。

提问 :这种类似的话我倒比较少的听到过。

陈丹青 :你小了,就是你的爷爷辈,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小伙子就会告诉我们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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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8 08:28 | 显示全部楼层
初中毕业  “插队”宁都
陈丹青说:“人有人的命运,国家有国家的命运,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国家的命运便是我们的命运。”与所有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一样,陈丹青到了江西赣南宁都县插队落户。“从16岁到21岁,将自己的‘黄金时代’都交给江西了。”1969年,他毕业于上海静安区第六十一中学。1970年,家在上海的陈丹青与数万名初中生一样,“上山下乡”,到江西、安徽、云南、黑龙江等地“插队落户”。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陈丹青来到宁都县,在黄石公社石子头大队竹山生产队插队落户。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岁月,“上山下乡”,让上海赣南山区,在宁都,在崇义,在大余,在定南等广袤山乡农村里,落户了一群群从上海来的年青人。他们直接下放到各村的生产队,做起了一个普通的农民,沉睡的赣南大地留下了他们的欢歌笑语,也与当地客家人结了深厚的友谊。作为一个来自大城市,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的上海知识青年,猛然来到山村,陈丹青要学的东西很多。陈丹青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陈丹青离开宁都,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知青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赣南的土地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知青们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知青们得以饱餐。那种来自泥土的鲜美,令陈丹青至今都难以忘怀: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刚杀的猪、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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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9 09:28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前看过陈丹青写的一篇文章,在黄石下放时当地老百姓对知青不好,所以成名后没回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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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9 23:55 :宁都州人手机版   | 显示全部楼层
画不出奇画到死,
不负此生了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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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9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1934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秉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焊: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档,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榔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陀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波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毗,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减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36 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廖廖,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踞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累累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1978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玺,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颠——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惟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档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学潮、美国嘻皮士运动、伍斯达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柯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柯西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彼得·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伦农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轻轻,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惟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淑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候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要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付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

——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冈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1973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整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 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幸亏年轻——陈丹青回想七十年代
陈丹青自画像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艾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艾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帐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人文与道德,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溃散,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与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的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帐滥帐糊涂帐,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大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最为优美的内心体验,是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那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常态时期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日后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经历与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剧情,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


幸亏年轻——陈丹青回想七十年代
陈丹青七十年代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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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9 17:18 | 显示全部楼层
幸亏年轻——陈丹青回想七十年代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5-05-20 10:27:20)转载▼
标签: 陈丹青 回忆文字 真实的记录 七十年代 不可忘却的记忆        分类: 【山高水长】
  幸亏年轻——陈丹青回想七十年代
(陈丹青自画像)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陈丹青

   老康知我素爱陈丹青,数次有机缘引见,奇怪得很,每次都在最后那一刻蹊跷错过,我狐疑是老天故意捉弄。最后一次,老康要我晚离开北京一天,定能见着了,我却心中暗喜:也许不见才是最好。愉快地提前溜了。
   这是老康转来的陈丹青一篇回忆七十年代的文字,俏皮、诙谐又辛辣、惨烈,一如惯常地让我发笑、忍俊不止又黯然神伤、掩卷沉思。顾不上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了,随即拿上来给大家分享。
   大先生所发邮件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黎瑾、恩揚:贛南有你們十年汗水,我則在巫山深處砍柴,晚上看雨果和黑格爾,越看越喜歡雨厭惡黑。兩腿黃泥,一盞油燈,一個土陶瓷大煙缸。曾與陳丹青閒聊,他善懷舊,像在過去找素材,後讀他的俄國紀行,知他曾頭頂托翁《戰爭與和平》游過贛南山澗。畫家習慣,年齡也到了。傳你們看看,稍長,對七十年代,又太短。   
                                                                老康   2015,5,15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作者:陈丹青

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12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9月9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孪,只怕瘁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瘁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14岁——1976年我满23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此刻我也抿嘴笑着),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我又笑了),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辩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种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勃·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1976年9月9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象呢:先是他与黄、李、邱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1971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副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记录片《中国》。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2004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曲。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记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记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1966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绝决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记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瘫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愈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1972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雇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著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 ——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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