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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纪事] 宁都:邓小平政治生涯“第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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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2017-10-10 14:38 | 显示全部楼层 | 阅读模式
宁都:政治生涯“第一落”
2017年01月23日10:40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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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江西省委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址--后龙山一角。

  在赣州市宁都县城北面,有一个叫“七里村”的小村子,因距离宁都县城七里远而得名。

  2013年8月19日下午4点,当“追寻小平足迹”采访组来到七里村时,村民曾三瑞正在房前的青砖路上收花生。听说我们是来自小平同志家乡的记者,曾三瑞赶紧把我们叫进屋:“我租住的这栋房子就是江西省委旧址,小平同志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就在这里办公。”

  而距离江西省委旧址后门100米远的后龙山,就是当年江西省委召开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所在地。据宁都县委史志办副主任曾春生介绍,会上,小平同志等人被指责“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会后不久,小平同志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开始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

  80年过去了,如今的江西省委旧址因年久失修,已略显残破;后龙山也长满了杂草,早已不见往日的人声鼎沸。只有山上的那株千年古樟——后龙树,虽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矗立不倒,烈日下,愈发虬劲苍翠。

  一如小平同志,对真理的坚执,对风雨的淡定!

  那么,1934年,小平同志是因何原因被打倒,开始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他又是何时“第一起”的呢?为此,采访组专程赶赴宁都,探寻小平同志“第一落”与“第一起”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导火索:“寻乌事件”

  “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寻乌事件’是导火索。”曾春生介绍说,1932年底,广东军阀陈济棠趁红军主力在北线作战,突然向

  中央苏区南部进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寻乌县城被占领。此即所谓的“寻乌事件”。

  寻乌失守后,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的小平同志,决定有计划地撤退,领导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不断袭扰敌人,迫其撤出寻乌城,迅速恢复了被敌占领的苏区。

  1933年2月2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发表署名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批评会昌中心县委犯了所谓“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2月28日,江西省委给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指示信,批评小平同志领导的三县党和团组织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面对种种错误指责,小平同志据理争辩。”曾春生说,在被迫所写的《会、寻、安工作的检查》中,小平同志提出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中,不能搞“堡垒对堡垒”、“拼消耗”,而应采用坚壁清野和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不承认游击战的战略部署是“机会主义”,是“罗明路线”。

  “实际上,‘寻乌事件’仅是一个由头,背后的真正目的是要让毛泽东在地方、党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曾春生说,1931年8月,小平同志抵达中央苏区。在担任瑞金县委、会昌临时县委和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小平同志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决执行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和土地分配政策,反对“城市中心论”、硬拼消耗的军事冒险主义和“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由于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崇高威望,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大反所谓“罗明路线”,打击小平同志等人。

  1972年8月14日,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落难江西时,毛泽东在小平同志给他的一封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为保护小平同志,1933年3月中旬,经李富春(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安排,小平同志调离会昌中心县委,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宁都会议被“下枪”

  在江西省委旧址旁,有一座叫静室堂的尼姑庵。尼姑庵虽然不大,香火却依然很旺。

  “小平同志当年只是在江西省委旧址里办公,由于住房紧张,被党组织安排在庵里住。”今年已88岁高龄的七里村村民赖芳鲜告诉记者,当年小平同志在后龙山挨批时,他还是个“小伢子”,“当时江西苏区各县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的负责人和军中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并没有看到小平同志。但1972年12月小平同志到七里村参观江西省委旧址时,我见到了他,当时他是和卓琳同志一起来的,卓琳还戴了一顶帽子。”

  “尽管李富春想保小平同志,但最后还是没能保住。”曾春生介绍说,1933年4月16日—22日,按照临时中央的决定,江西省委在后龙山召开了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集中批判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奇怪的是,会议主持人李富春上台后,刚宣布开会就离开主席台,退坐到台下一角去了。”

  会上,苏区中央局“左”倾领导人指责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在江西创造了执行了一条反国际的反党的路线”。会议提出要对其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强迫他们交代所谓反党的“派别观念”和“派别活动”。

  “面对种种错误指责,小平同志等人据理争辩,指出没有进行过‘反党的小组长活动’,只是私下交换过意见。”曾春生介绍,小平同志在申明书中说:“感觉自己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不承认自己“右倾”,说反右派与他没有关系。

  “会议开了整整7天,气氛非常紧张。”赖芳鲜回忆说,当小平同志等人拒不承认他们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领袖”、提出申辩时,主席台上的一位“左”倾领导人气势汹汹地下令:“把他们的枪下掉!”

  5月5日,经苏区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小平同志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缘和前线地带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曾春生说。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三中扩大会议上为在江西中央苏区受王明错误打击迫害的邓、毛、谢、古等人作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其后林伯渠在延安整风时写了一首诗以回忆当时情况,诗曰:“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棺材炸弹”炸掉“土围子”

  然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仅是个开头,等待小平同志的是更大的苦难!

  由于“担心”小平同志“出问题”、“逃跑”,不足10天小平同志又被调回七里村“参加劳动”。“所谓‘参加劳动’,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曾春生说。

  “对这一阶段,小平同志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曾春生介绍说,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曾在自述书中写道:“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蔡畅,李富春妻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两分钱,李富春也找出两分钱。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

  在七里村“参加劳动”后不久,小平同志又被安排到距宁都县城40余公里的赖村区石街村“蹲点”,实际只是做一名普通的乡干部。

  “当年,小平同志就住在村头通往赣州的古驿道旁的关帝庙里。”石街村村干部肖生长介绍说,在当时,关帝庙不仅是村里最好的房子,而且出门就是大路,又紧邻杂货店,“可以说,当时的石街村民给予了小平同志最好的礼遇。”

  时不凑巧,由于当地正在进行危旧房改造,年久失修的关帝庙已被拆除,旧址上堆满了砖石,正待修旧如旧。

  “关帝庙没拆时,房子四周还写有红军标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工农群众团结起来……”紧挨着关帝庙居住的83岁的肖亨树老人告诉记者,以前他常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小平同志尽管身处逆境却非常乐观,待人也很好,经常帮红军家属干农活;空闲时,最喜欢和村民们凑在一起下象棋。”

  而小平同志留给石街村民印象最深的,则是他带领当地军民巧用“棺材炸弹”炸掉“土围子”的故事。

  “‘土围子’就是当地的一种圆形土楼,一座大的‘土围子’可以住上千人,不仅外墙坚固遍布射击垛口,而且楼的四周还有护城河,易守难攻。”曾春生介绍说,反动地主武装凭借坚固的“土围子”,时常骚扰苏区。

  “当时,为打掉石街周边的‘土围子’,还专门从瑞金调了红军来,但由于没有大炮,一连打了好几次都没打下来。”肖生长告诉记者,他母亲生前曾对他讲:“红军打‘土围子’时牺牲了好多人,鲜血都把河水染红了!”

  “为了减少红军的伤亡,小平同志和当地军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先挖一条通向‘土围子’的地道,再将装满炸药的棺材推到‘土围子’下,最后引燃‘棺材炸弹’炸掉‘土围子’。”曾春生说,“棺材炸弹”威力很大,一连炸掉了好几个“土围子”。

  小平同志在石街“蹲点”一个月后,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提议下,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因总政治部秘书长一职没有实际工作可做,要求另调工作获准,到总政治部宣传鼓动部当干事,主编《红星》报。

  “尽管依然身处低谷,但小平同志还是以巨大的革命热情,全身心投入到《红星》报的编辑工作中。”据曾春生介绍,《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即使在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直至遵义会议前,小平同志被调离《红星》报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共主编了70多期,“在红军斗争最困难的时刻,正是小平同志和他主编的《红星》报鼓舞着全军的士气,宣传着正确的军事思想,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小平同志担任中央秘书长,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起’。”曾春生说,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小平同志的人生和他从事的事业一样,都是一马平川,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再次错误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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